?。郾菊居崳萃鯇W典，山東滕州人，1956年1月生，1979年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，1986年歷史系史學理論專業(yè)碩士研究生畢業(yè)，是國內(nèi)首批史學理論專業(yè)畢業(yè)生，留校任教。1988年晉升為講師，1992年晉升為副教授，1996年晉升為教授，1998年被評聘為博士生導師。2002—2006年組建并任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院長，2006年調(diào)任《文史哲》雜志主編。2012年出任新組建的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(zhí)行副院長。
　　2015年8月，山東大學成功舉辦了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，在大會閉幕式的新聞發(fā)布會上，山東大學校長張榮正式宣布，山東大學將啟動“文史復興”計劃，通過推動儒家文明協(xié)同創(chuàng)新中心建設、繼續(xù)辦好尼山世界文明論壇、推進漢籍合璧與傳播工程以及國際漢學聯(lián)盟等舉措，促進學校人文學科的發(fā)展。“文史復興”計劃一經(jīng)宣布，就引起了校內(nèi)師生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，文史復興到底是一個怎樣的計劃?它的推出對山大的人文學科建設又有何意義？日前，記者采訪了山東大學學術委員會人文科學學部主任、《文史哲》雜志主編、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執(zhí)行副院長王學典，聽他為我們解讀“文史復興”計劃。 何為“文史復興”？ 　　初見王學典，是在他知新樓的辦公室，午后的陽光透過窗戶灑滿整間屋子，溫暖而又舒適。對于王學典這樣一位人文學科的教授來說，“文史復興”計劃正如這陽光一般，讓人倍感溫馨，充滿動力。 　　采訪開始，王學典首先為我們解讀了“文史復興”的概念，他說：“文史復興計劃提出后沒幾天我在電梯里遇到了哲學系的一位教授，他跟我開玩笑說，文史要復興，中文、歷史有事干了，哲學可以休息了。”玩笑歸玩笑，但這確實反映了部分老師對“文史復興”計劃的誤讀。“文史”二字，絕不僅僅指涉中文和歷史兩個專業(yè)。王學典說：“咱們常說山東大學文史見長，一方面是說山大的中文、歷史專業(yè)是優(yōu)勢學科，水平很高；另一方面，‘文史’的指稱事實上不僅僅限于中文、歷史專業(yè)，它成了一個符號，一個象征，古有章學誠的《文史通義》，今有中華書局的《文史》雜志，所指均為古典學術。而‘文史復興’的‘文史’，指的正是所有山大人文學科。”再說“復興”二字，簡單地講就是重塑輝煌。王學典說：“我們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，主要是指中華民族要重塑漢唐時代的輝煌，那山東大學‘文史復興’指的什么呢？就是要重塑山大20世紀30年代、50年代兩次人文學科的輝煌，尤其是要努力恢復山大人文學科50年代‘號令天下’的地位，重建山大人文學科的話語權和號召力。”
　　誠如王學典所說，百年山大歷史上有兩次輝煌：一次發(fā)生在上世紀30年代，另一次發(fā)生在上世紀50年代，兩次輝煌都是以人文學科的崛起為主要標志。尤其是50年代的第二次輝煌，文有“馮陸高蕭”，史有“八馬同槽”，直接奠定了山東大學“文史見長”的傳統(tǒng)，這些過往至今仍令山大人為之驕傲、自豪。
　　然而，在為歷史驕傲、自豪的同時，我們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：如今山大的人文學科，已非巔峰時期的實力。王學典告訴記者，最新的學科排名，山大的中文位列第五，歷史和哲學僅排第十三，文、史、哲三科的發(fā)展情景都不容樂觀。他說：“山大一直在消費原有的聲望，卻缺少生產(chǎn)新聲望的能力，缺少新的學術增長點。”因此，山大“文史”的發(fā)展需要高度關注，人文學科需要復興的動力。而此時提出“文史復興”計劃，恰好為人文學科的發(fā)展提供了一幅令人振奮的藍圖。 回顧歷史，“新中國成立后學術發(fā)展有兩次大洗牌” 　　山東大學在中國人文學術發(fā)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地位的確立得益于上世紀50年代人文學科的輝煌，而輝煌的建立則以第一次學術格局大洗牌為依托。“上世紀50年代初，全國的高校進行了院系調(diào)整，同時還實行了取締教會大學等舉措，這是近60年來學術史上的第一次大洗牌。”王學典告訴記者，“山大在這次洗牌中占得先機，摸了一手好牌，又打出了一把好牌。”在調(diào)整中，山大吸納了一批優(yōu)秀學者，壯大了自己的學術隊伍，“馮陸高蕭”馮沅君、陸侃如、高亨、蕭滌非四位先生，“八馬同槽”楊向奎、童書業(yè)、黃云眉、張維華、鄭鶴聲、王仲犖、趙儷生、陳同燮八位先生，都是在這個時候來到山大；雖然他們都非山東大學所培養(yǎng)，卻都為山大的學術發(fā)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。
　　也正是在此時，山東大學創(chuàng)辦了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類學術期刊——《文史哲》。50年代，《文史哲》發(fā)起史學領域的“五朵金花”大討論以及“紅樓夢研究”的大討論，在學術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。其中，構成建國后十七年史學發(fā)展主體的“五朵金花”討論（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、中國歷代土地制度問題討論、封建社會農(nóng)民戰(zhàn)爭問題討論、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、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）至少有“三朵”（古史分期、農(nóng)民起義、資本主義萌芽討論）是由《文史哲》播下種子，并盛開在《文史哲》雜志上的。正是以《文史哲》為平臺，山大的“文史”走向了全國，走向了世界。著名學者蔡尚思曾評價《文史哲》雜志說：“《文史哲》致力于百家爭鳴、百花齊放，因而繁榮學術，功不可沒！”發(fā)行六十余載，《文史哲》在中國學術發(fā)展史上占據(jù)重要地位，同時作為一筆寶貴的財富，至今仍是山東大學人文學科建設、發(fā)展的重要陣地。 　　第二次學術格局的大洗牌發(fā)生在“文革”結束以后。“可惜的是，由于學校沒把文科、特別是文史學科的發(fā)展放在應有的高度，山大在這次洗牌中既沒摸到好牌，也沒出好牌。”學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，“山大在第二次洗牌中錯失了若干良機，沒有進一步鞏固住自己的已有優(yōu)勢”。王學典對此也深表遺憾，“輝煌的歷史為我們在海內(nèi)外獲得了極高的聲望，在之前的學術會議上遇到中山大學的老學者張榮芳先生，他就表示，他們年輕的時候做學術，要先看看《文史哲》，看看山大的老師在想什么，還要看看北大的老師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。遺憾的是，我們現(xiàn)在的實力很難和以前媲美。” 　　最令人憂心的是我們自己喪失信心，遺忘當年的輝煌。王學典告訴記者，之前他看到過一份來自國外關于高校的排名榜，山大在“聲望”這一項為93分，在“實力”這一項卻僅有57分，這恰恰說明了山大學科建設存在的問題，近些年發(fā)展不甚理想。“‘聲望’是我們的歷史，‘實力’是我們的現(xiàn)狀，我們現(xiàn)在的‘實力’和我們的‘聲望’不相符。推行‘文史復興’計劃，就是要喚起山大人的自豪感，努力使我們的‘實力’和‘聲望’達成統(tǒng)一！” 文史復興計劃，“推出的適逢其時，恰到好處” 　　重要計劃的推出需要一個契機，而當今的學術發(fā)展走向為啟動“文史復興”計劃提供了絕佳時機。從整體上看，當下的人文學科又獲得了回歸學界主流的機會。王學典說：“學術的發(fā)展也是三十年河東，三十年河西。我認為，社會科學高速發(fā)展繁榮的局面正告一段落，人文學科的發(fā)展遇到了新機遇：思想文化領域出現(xiàn)了一些趨勢性的東西，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、文化氣候、學術氣候正在發(fā)生深刻變遷，整個輿論環(huán)境正在被重構。而對于當前的學術動向，王學典有自己的三個判斷。 　　近30年中國社會科學高速發(fā)展繁榮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。“近30年，站在前臺活躍的全部都是社會科學家，很少看到人文學者在發(fā)言。”的確，近30年學界的一大變化，是社會科學的崛起。“我個人認為，社會科學高速發(fā)展的局面已經(jīng)停滯下來，至少正在進入一個比較緩慢的發(fā)展時期，”王學典說，“為什么呢？因為所有的社會科學背后的預設都是自由主義、普世價值、西方價值，經(jīng)濟學、政治學、法學的理論預設，研究基礎是西方自由主義，而自由主義在今天處于一個被壓抑的階段。這些學科從目前來講只能在技術層面還可以，想在基礎理論上再有推進和開拓已無可能。”
　　最近讀雜志，很難找到一篇很好的、富有理論深度的社會科學類文章。 王學典告訴記者：“我主編《文史哲》雜志，對這方面非常關注，也非常清楚?！段氖氛堋芬话悴话l(fā)或者少發(fā)社會科學方面的文章，但是經(jīng)濟哲學、法哲學、政治哲學的文章還是要發(fā)的。最近這一段，政治哲學、法哲學或者是經(jīng)濟哲學的東西急劇減少。這和我們的精神氣候相關，對西方價值的警惕、拒絕、審查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這些學科研究者的自由度，而在一個非自由的心態(tài)下，創(chuàng)造性的勞動無法被期待。”
　　人文學術，特別是中國古典學術、傳統(tǒng)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。這和社會科學高速發(fā)展的局面告一段落是相對應的。王學典說：“人文學術，特別是中國古典學術、傳統(tǒng)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，最后能不能進入主流，我們還要再觀察。但是一批人文學者正在努力使儒學、國學、傳統(tǒng)文化重返主流地位，要從冷門變?yōu)轱@學，要從邊疆走向中央。”
　　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向發(fā)展。王學典說，“十八大之后，一個全面本土化的時代已經(jīng)開始，我們正在進入新的時代。前一階段教育部一位負責人發(fā)表的一篇講話在輿論界引起很大反響。講話強調(diào)要清理西方教科書當中所隱藏的錯誤內(nèi)容的西方價值觀念，這樣做，從國家的角度看那是沒問題的，但我想跟大家說明的問題是，這看來只是一個信號、一個開端，這個趨勢還在深入。換句話說，從十八大之后，一個全面的、立體化的本土化時代已經(jīng)到來，這個時代如何評價，還有待觀察，但是這個時代業(yè)已開始，思想、理論、文化上的新時代已經(jīng)開始。中醫(yī)、中藥、漢服、漢語、漢字等都在國家政策的大力提倡范圍之下，中國道路、中國模式、中國治理這些問題都在得到格外的強調(diào)?？傊?，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本土化的方向發(fā)展。”
　　與此同時，山東大學又成功舉辦了第22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，這種思想文化領域里的大趨勢、大走向，正是新計劃起航的最佳時機。山東大學在此背景下提出“文史復興”計劃，契合了新的時代主題，順應了學術發(fā)展的潮流，把握住了絕佳的歷史機會。所以王學典說：“這個計劃提得適逢其時，恰到好處。”  面向未來，“要形成自己的拳頭學科” 　　近30年，山大人文學科的體系化建設日臻完善，各個學科、專業(yè)的設置更為系統(tǒng)，并且各個學科、方向上都培養(yǎng)了一批代表人物。王學典說：“現(xiàn)在存在一種可能，就是我們可能已在不知不覺中進入第三次輝煌。幾十年后我們再回頭看這段歷史，可能會發(fā)現(xiàn)，這已是一個輝煌的起始階段。從總體上看，學科建設的確更加系統(tǒng)全面，人才隊伍建設也有顯著進步，現(xiàn)在山大各個學科的這批代表人物，幾乎都是自己培養(yǎng)的，這是我們自身的一種進步。”
　　在肯定山大學科建設成果的同時，王學典更對當前學科建設中的問題做了冷靜的分析:“我們的問題是缺少‘拳頭’學科，繼而導致了話語權的喪失。山大現(xiàn)在的影響力和自己的歷史不相稱。”具體來說，王學典認為人文學科的“龍骨”——主干學科的建設上出了很大的問題。“從長遠考慮，人文學科發(fā)展的著力點在古典學術。中文系的中國文學史，歷史系的中國史，特別是中國古代史，是文史領域里最主流的學科，也是人文學科的龍骨、主干。新的學科領域要開拓，因為要想好好發(fā)展必須建立系統(tǒng)的學科體系，但是，‘復興’的真正含義，還是要回到主流學科，提高主干學科的實力，重建主干學科的話語權，這是學科建設的基礎，不應被忽略。”
　　古典學術曾是山大人文學科最為強勢的領域。回首輝煌的年代，山大的中國古代文學、中國古代史專業(yè)，在各個斷代的研究上都有在學界響當當?shù)膶W者；而山大的語言學也是“章黃學派”的重要一支；文史的輝煌正得益于古典學術研究的發(fā)達。王學典說：“2012年儒學高等研究院整合組建以來，就致力于培養(yǎng)一批‘識字’的人，怎么是‘識字’？如果山東現(xiàn)在考古發(fā)現(xiàn)一批簡帛，山大的學者有能力獨立來識別、解讀，這就是‘識字’，這才能體現(xiàn)我們的學術實力，但是山大目前可能不具備這樣的實力。前些年儒學高等研究院引進龐樸、曹峰等學者，就是為了重建古文字學的地位，但是就目前的效果來看，還需我們繼續(xù)努力。”
　　對于山大人文學科未來的發(fā)展方向，王學典認為主要的突破口在國學領域。“目前，主流學科的學術格局已基本形成，已被結構化，比如中文、歷史、哲學這些專業(yè)，誰排名第1、第2、第3都很清楚，各個高校都致力于保持并提高自己的學術實力，提升一個名次都非常困難，你想讓他們產(chǎn)生質(zhì)的飛躍，幾乎沒有可能性。”所以，王學典認為，學術進步的突破口就在那些結構化尚未完成，仍處于“百舸爭流”的領域，比如國學。他說：“當下的國學領域尚未形成相對穩(wěn)定的學術格局，更沒排出座次來。我們應該把有限的資源投入到最有可能創(chuàng)造聲望的領域，全心全意來創(chuàng)造一個優(yōu)勢學科。”在他看來，山大發(fā)展國學有“天時”和“地利”兩方面的優(yōu)勢：“十八大”以來，新的發(fā)展時期對文化建設、精神文明建設提出了新要求，這就需要傳統(tǒng)文化發(fā)揮更大的作用，這為儒學的研究和發(fā)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；而山東作為孔孟之鄉(xiāng)、儒學發(fā)源地，提儒學就繞不開齊魯大地，山大作為齊魯大地的最高學府，自然獲得了得天獨厚的地域優(yōu)勢。王學典說：“中國人做事講究‘天時、地利、人和’，我們應該利用好已有的‘天時’和‘地利’，創(chuàng)造屬于我們的‘人和’。要在國學領域首先造成局部優(yōu)勢，然后形成‘拳頭’，繼而撬動整個古典學術和整個人文學科向前發(fā)展。” 重中之重，“推出自己的新一代標志性人物” 　　學界的話語權最后還要落實到具體學者身上，山大的人文學科要重奪話語權，必須推出自己的標志性人物，而這是學科建設重中之重的任務。王學典說：“我經(jīng)常說，‘船爛還剩三千釘’，要在逆境中發(fā)展，關鍵要看如何發(fā)揮這剩下‘三千釘’的作用?，F(xiàn)在的山大不缺釘子，發(fā)展人文學科也有優(yōu)勢，聲望本身就是我們最大的優(yōu)勢；山大缺的是幾根大柱子，過去30年山大培養(yǎng)了一批優(yōu)秀的學者，現(xiàn)在都逐步成了各學科的代表性人物，但是我們?nèi)睅讉€在學界說話有力的學者，缺咱們自己的標志性人物。”如何推出自己的標志性人物，這考驗著山大的智慧和魄力，同時也是山大實現(xiàn)“文史復興”的關鍵所在。
　　學校要承擔為學者“造名”的責任。王學典說：“學者本人當然要扎扎實實做學術，但是要想享有足夠的名氣和聲望，還要做好宣傳和推介工作，這個工作不能由學者自己做，而是應由學校來做，學校應承擔為學者造名的任務。”談到這里，王學典也提到了一些學者、一些有足夠的學術實力但并未獲得足夠學術聲望學者的無奈：“咱們山大這個平臺在學界來看還是不夠高，不像北大，你發(fā)三分的聲可以獲得十分的關注；在山大這個平臺，你發(fā)十分的聲可能僅能形成三分的影響力。怎么辦？這就需要山大有明確的‘人才戰(zhàn)略’。”具體來說，他認為應該首先有意識地推出新的標志性人物———要想辦法把專家鍛造成學者，把學者鍛造成文化名人，再把文化名人鍛造成社會名人。“通過這樣的方式，把學者推向學界。就像我們說‘馮陸高蕭’、‘八馬同槽’，這是山大的品牌性人物，別人一提就知道山大，同樣我們現(xiàn)在可以創(chuàng)造新的品牌性人物，形成新的聲望。”
　　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山大真正想要培養(yǎng)一批學界的標志性人物，還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與汗水。但正如王學典所說，要想真正實現(xiàn)“文史復興”，標志性人物不可或缺；要想培養(yǎng)標志性人物，山大必須有配套的切實的可操作性強的“人才戰(zhàn)略”。“文史復興”，人才是關鍵，推出新的標志性人物，是重中之重。 《文史哲》，“做好人文學科的復興陣地” 　　作為《文史哲》的主編，王學典還重點談到了《文史哲》在“文史復興”中的作用。《文史哲》被學界稱為“高等學校文科學報之王”，是山東大學的品牌雜志。山大人文學科近60余年的發(fā)展離不開《文史哲》的貢獻，可以說，山大形成“文史見長”的口碑、聲望，《文史哲》發(fā)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。
　　為了推動中國的傳統(tǒng)文化走向世界，為中外學術界搭建溝通交流之橋，2014年6月，《文史哲》推出了英文版，至今已出刊3期?！段氖氛堋酚⑽陌娴陌l(fā)行引起了海外各方學者的關注，當然，這些關注無形之中也給編輯們提出了極高的要求。王學典表示，英文版的發(fā)行是能為山東大學創(chuàng)造新學術聲譽的好事情，但是也面臨諸多困難，最大的困難是語言障礙，“如何讓外國人像讀母語一樣讀《文史哲》，是我們一直以來努力的目標。”為了實現(xiàn)這一目標，《文史哲》編輯部做了兩個主要工作：一是聘請耶魯大學博士畢業(yè)，現(xiàn)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教授的王心揚擔任英文版的執(zhí)行主編，同時聘請了標準的美國人孟巍隆擔任副主編；二是組建了一支水平出色的翻譯隊伍，成員主要是長年在中國學習、了解中國古典學術的外國人。
　　“發(fā)行《文史哲》英文版絕不意味著把工作的重心轉移到英文版上，中文版也要越辦越好。”王學典說。而《文史哲》中文版這幾年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，無愧“高等學校文科學報之王”的稱號：2011年，《文史哲》作為全國高校社科學報界的唯一代表榮膺“中國出版政府獎”殊榮；2012年，首批入選國家社科規(guī)劃基金“重點資助期刊”；2013年，入圍全國“百強報刊”；2013年秋，中國國際圖書貿(mào)易集團公司的《中國期刊海外發(fā)行報告》（2002-2012）顯示，《文史哲》憑借其穩(wěn)定的學術質(zhì)量和國際影響力，位居中文期刊（哲學社會科學類）海外發(fā)行量前四名，位列“最受海外機構用戶青睞的中國期刊”發(fā)行排行榜中。
　　采訪最后，王學典說：“當前的國學復興、儒學熱的出現(xiàn)，都不是偶然的，不管是國家層面還是老百姓個體，精神需求都在不斷提升。中國文明，遇到了再起步再出發(fā)的歷史時機。”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山東大學啟動“文史復興”計劃是號準了時代的脈搏，但要真正實現(xiàn)“復興”，重建話語權和號召力，重塑山大往日的輝煌，還需要山大人共同的智慧與努力。